我的民族志故事(一)

01 1995年的故事 當時公司受福特基金會委托,在北京開展了一項流動人口中的組織化程度研究。那時的流動人口,就是俗稱的農民工,還很幸福地在城區自由聚集,一度形成安徽村,溫州村等城中村。 組織化程度......

我的民族志故事(一)

發布日期:2020年05月20日    作者:張弛

01

1995年的故事

 

當時公司受福特基金會委托,在北京開展了一項流動人口中的組織化程度研究。那時的流動人口,就是俗稱的農民工,還很幸福地在城區自由聚集,一度形成安徽村,溫州村等城中村。

 

組織化程度是個蠻深奧的概念,而且又是在一個流動人口的非正式群體中。如何進行這樣的研究方法設計呢?

 

當時我剛畢業半年,大略看過一些社會學的著作,例如《鄉土中國》、《街角社會》等,在研究小伙伴們的集思廣益下,特別是通過當時在北大讀社會學的項飚長期駐扎浙江村所積累的大量豐富的一手資料,快速學習了民族志的相關概念,然后我們讓研究員住到民工村中,進行持續幾個月的浸入觀察和參與訪談,以了解流動人口中的非正式組織。

 

我記得選點是太陽宮附近的民工村,這里聚集著好幾個省的流動人口,并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分工,例如安徽巢湖人做早點,河南人做垃圾生意,浙江人做服裝小商品等。從1995年1月開始,項目持續了半年時間,我們租了一個平房,滿懷熱情的研究小伙伴和農民工兄弟們很快達成一片。我因為4月就被派駐上海,非常遺憾沒有參與到實地的關鍵時期。

 

當時民族志的資料非常缺乏,我們只看到一些復印資料,到現在記憶猶新的兩個例子,一個是孟加拉的窮人銀行,于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通過社會創新方法幫助底層的人們獲得發展的種子資本;

另一個是研究人員和非洲當地原住民的溝通有很大的挑戰,于是他們在長期參與觀察的基礎上,采用一些游戲活動,例如請當地人在地上畫畫,然后用石子把他們的財產分布擺出來,現在想起來這就是經典的空間研究工具。

 

 

02

項目收獲

 

本次項目帶給我的很多收獲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有兩個。

 

一是正視流動人口的組織化權利。

畢竟,流動人口溢出了傳統的組織體系,無論是正規的村社組織,還是傳統的家族鄰里組織,在城市中他們仍然面對諸多組織構架,這樣就誕生了一系列的問題:

 

誰來保障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制教育與衛生免疫?

誰作為主管部門為流動人口在申辦各類需要主管單位首肯的文件上蓋章?

誰來關心他們的社會福利和他們的文化生活?

他們可不可以擁有反映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傳媒?

在一個他們繳納了工商稅收和各類管理費,并承受著各種實際的管理義務的區域內,他們是否有權利選舉代表參與商討這些管理規則?

 

二是揭示了流動人口中的非正式組織的形成和三種權威人物的典型畫像。

一種是機會供給權威,最典型的就是包工頭;

二是危機處理權威,有人犯事進去了能保出來;

三是群體形象供給權威,例如溫州同鄉們在服裝批發中心自發組織了“愛心社”。京溫愛心社是一種更高層級的組織化形式,體現超越了生存維持水平的基本限制的流動人口對于改善群體形象,融洽相鄰社會關系的努力 。

 

時隔多年,當時的報告讀起來依然震撼人心。年輕的研究員們試圖借助民族志的方法,去洞察流動人口群體和城市經濟社會交互中的沖突,揭示這種沖突中誕生的種種非正式組織和權威,呼喚真正的融合,讓流動人口真正成為擁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社會政治權利的公民,并借助于組織創新而納入城市管理體制。

 

現在20多年過去了,城中村已然被高樓大廈取代,民工村轉移到更為遙遠的郊外,民工子弟小學大半被取締了。在城市中,更多的人們面臨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基本生存問題。這樣的社會研究已然不可能再進行了。

 

 

03

民族志方法

 

回到民族志方法上,其實萬變不離其宗。

 

文化人類學科學的田野工作從美國人類學之父的鮑亞斯開始,他主張人類學者學習當地語言,他乘皮船和雪橇在愛斯基摩人中作長期調查,和愛斯基摩人共睡一張鹿皮和同鍋吃飯。

 

鮑亞斯的學生,馬林諾夫斯基,首次倡導參與觀察法,即主張一個文化人類學家只有完全投入當地人民社會生活中,才能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他本人在特洛布里恩島上住了兩年多,語言天賦使他能夠深入當地社會,了解當地人的文化,對該社區的文化作出接近事實的解釋。

 

自馬林諾夫斯基開始,人類學的田野作業被界定為三項:一年以上的長期居住、學習當地原住民的語言和參與觀察。從這個角度,今天我們市場調研所有自稱為人類學方法的,都應該加上引號。

江苏快3三军玩法说明